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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枯枝败叶-02

马尔克斯的番石榴2018-05-15 18:58:29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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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枝败叶-02


然而,事到临头,他又不敢单枪匹马地干了,非得拖着我一道去履行这个令人作难的诺言,这个早在我懂事以前就许下的诺言。当他说“你得陪我走一趟”的时候,根本不容我掂量掂量这句话有多大份量,给这么个人料理后事该有多么可笑,会招来多少闲话,我真是无法想象。镇上人巴不得他在这个狗窝里变成一堆黄土。他们不仅如此希望,而且作好了一切准备,使事情一步步地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他们由衷地盼望着看到这个结局,丝毫也不感到愧疚,甚至可以说:待有朝一日,死者腐烂的尸体散发出的刺鼻气味弥漫全镇,他们才开心呢。当这个久已期待的时刻终于来到时,谁也不会感到震动、惊愕或是羞惭,相反,他们只会觉得心花怒放。他们希望情况发展下去,直到死鬼的恶臭到处飘散,才算稍解心头之恨。

 

现在我们一插手,马孔多的居民就享受不到梦寐以求的快乐了。我觉得,我们的行动不会使他们为一时的失去快乐而感到悲哀,只会为这一时刻的姗姗来迟而感到遗憾。

 

既然如此,我更应该把孩子留在家里,免得他也卷进这场纠葛。十年来,人们把矛头对准大夫,如今要轮到对准我们了。孩子应该置身于这场纠纷之外。他甚至不明白为什么呆在这儿、为什么我们把他带到这间杂堆废物的房子里来。他一语不发,困惑不解,似乎希望有人给他解释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坐在那里,手撑住椅子,摇晃着两腿,等着有人给他解开这个不解之谜。但愿不会有人告诉他什么,但愿不会有人给他打开这扇无形的大门,还是让他尽自己的所能去理解这些事吧。

 

他看了我好几次,我心里明白,他是觉得我穿上这件封领的衣服,戴上这顶旧帽子,显得那么反常、那么陌生,就连我自己也认不出自己了。

 

假使梅梅还健在,还住在这栋房子里,情况也许会有所不同。人们会以为我到这儿来是为了她,为了分担她的痛苦。或许她一点也不伤心,但是她可以装出悲痛的样子。镇上的人也就释然了,约摸十一年前,梅梅失踪了。大夫这一死,再也无法知道梅梅流落何方,或者她已经死了,无法弄清她的遗骨埋在何处。现在梅梅不在这里了。纵然在这里——倘若没有发生那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她也很可能和全镇的人站在一起,反对六年来和她同衾共枕的人。此人对她的爱恋、对她的体贴,和一头骡子相去无几。

 

我听见火车在最后一个弯道上鸣汽笛的声音。我想,“两点半了。”这会儿,整个马孔多都注视着我们在干些什么,我总是排遣不掉这个念头。我想到瘦骨嶙峋、又干又瘪的雷薇卡太太。从衣着到眼神,她简直活象一个幽灵。她准是坐在电风扇前,纱窗在她脸上投下晦暗的阴影。火车在最后的弯道那里消失时,雷薇卡太太正探着身子把脑袋伸向风扇。燠热的天气和胸中的积怨折磨着她。她的心灵的翅膀正如风扇的叶片一样飞快地旋转着(不过转的方向恰好相反)。她这一生整天都被生活琐事紧紧缠住。只听她嘟嘟囔囔地说:“到处都有魔鬼捣乱。”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个冷战。

 

下肢瘫痪的阿盖达眼瞅着索莉塔送别未婚夫从车站回来。只见她拐过空寂无人的街角,打开阳伞,满面春风地走过来。这种欢悦心情,阿盖达也曾有过,如今只剩下一身的病。她常对自己说:“在床上折腾吧,就跟猪在垃圾堆里打滚一样。”

 

我排遣不掉这些想法。两点半钟,送信的骡子来了,蹬起一股呛人的灰尘。人们放弃了礼拜三的午睡,跟在骡子后面,等着取报纸。安赫尔神父坐在圣器室里打磕睡,臃肿的肚皮上摊开一本《要理问答》。听见送信骡子得得的蹄声,他挥挥手赶跑搅扰美梦的苍蝇,一边打嗝一边说:“净用肉丸子坑人。”

 

对这些事,爸爸还是那样镇定自若。他吩咐打开棺材盖,把落在床头的鞋子丢进去。也就是他吧,有这份心思替死鬼操办这些琐事。等到我们把死尸送出去,门口准会聚着一群人,端着夜间积攒下来的屎尿,等我们出来。然后把秽物泼到我们身上,聊以表达全镇居民的意愿。要是发生了这种事,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冲着爸爸,他们或许不会这么干。不过,有些事的确会惹得他们恼火,例如,总是看不到那件盼了多年的开心事。在许多闷热的下午,上的人,不分男女老少,每逢走过这间房子,就要说,“早晚有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就会闻到那股臭味。”整个镇上异口同声地全都这么说。

 

再过一会儿就到三点钟了。塞尼奥莉塔知道快三点了。雷薇卡太太看见她走过来,暂时离开了电风扇,躲在纱窗后面,叫住她,对她说:“塞尼奥莉塔,都是魔鬼。你知道吗?”我心里想,我的孩子明天上学去的时候,还和从前一样吗?不,他会变成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孩子。他要长大成人、娶妻生子,最后撒手一走,谁也不觉得欠他什么人情,谁也不会把他当个人似的举行殡葬仪式。

 

二十五年前,大夫来到我们家,交给爸爸一封荐举信,谁也不知道信是从哪儿来的。随后,他留在我们家里,成天吃青草,一看见女人就瞪起那双贪婪的狗眼,眼珠子差一点就要瞪出来。要是没有这些事,我现在呆在这间屋子里心里会十分坦然。可是,这次报应早在我出生之前已经命中注定了,不过一直秘而不宣,直到我快满三十周岁的这个该死的闰年。爸爸对我说:“你得陪我走一趟。”我还没来得及问一问,他就用手杖敲着地板说:“孩子,这件事总得办啊。今天一大早,大夫上吊了。”

 

那几个印第安人走出去了,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柄锤子和一盒钉子。他们把东西撂在桌上,没去钉棺材,一屁股坐在刚才停尸的床上。外祖父表面上很平静。不过,他不象是心里没有一点事,而是无可奈何,他的平静是性情暴躁的人为了掩饰焦急的心情强装出的平静,和棺材里那具死尸的平静完全不同。他一瘸一拐地在屋里转圈子,把堆放在一起的东西挪来挪去。看得出来,在表面的平静掩盖下,他的内心十分激动和焦急。

 

我发现屋里有几只苍蝇,忽然想到棺材里也净是苍蝇。这个念头折磨着我。棺材盖还没钉上。这种嗡嗡声——起先我以为是邻居家电风扇的声音——说不定就是成群的瞎眼苍蝇乱撞棺材板和死人脸发出来的。我摇了摇脑袋,合上眼睛。外祖父打开一只箱子,从里面拿出几样东西,我没看清是什么玩意儿。床上好象没有人,只有四支雪前的红火头。屋里闷热,时间停滞不动,苍蝇嗡嗡乱叫,弄得我头昏脑胀。我仿佛听到有人对我说,:“你也会这样的。你也会躺在一口净是苍蝇的棺材里。现在你还不到十一岁,可是总一天你也会这样,被人抛进一口净是苍蝇的匣子里。”我伸直两条并拢的腿,眼瞧着漆黑发亮的靴子。“鞋带松了,”我心里想着,抬头看了看妈妈。她也看看我,弯下身子来给我系鞋带。

 

从妈的头上飘散出一股热烘烘的柜橱里的霉味儿。闻到这股槽木味儿,我又想起了闷在棺材里的难受劲儿。我憋得喘不过气来,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到街上去透透空气,哪怕呼吸几口灼热的空气也好。想到这儿,我使出了拿手的一招。妈妈正要直起腰来,我小声他说:“妈妈!”她笑了笑,说:“啊。”我俯下身子,贴近她棱角分明、闪闪发光的脸,哆哆嗦嗦地说,“我要到后面去一趟。”

 

妈妈叫了声外祖父,跟他说了几句话。我看见外祖父的细长的眼睛在镜片后面一动也不动。他走过来对我说:“懂点事,现在不能去。”我伸了个懒腰,老实下来了。不能去就不去呗。唉,真是慢死人。刚才还快一些,一件跟着一件地干,妈妈又俯下身来,凑近我的肩头,问我,“过去了吗?”她说话的声音很严厉,口气挺硬,似乎不是在问我,而是在责备我。我的肚子本来硬邦邦的,妈妈这一问,反而把我的肚子问软了:松快多了。周围这些事,还有妈妈的那股厉害劲儿,真叫人恼火,我不由得要顶撞几句“没有,”我说“还没过去呐。”我使劲地揉了揉胸口,打算用脚跺跺地板(这也是我的拿手好戏)。往下一跺,脚底下空空的,离开地还有一大截呢。

 

有人走进房间。是外祖父手下的一个人,后面跟着一名警察。还有一个人,也穿着草绿色卡其布裤子,腰里别着把手枪,手里拿着顶宽沿帽子,帽檐卷成弯儿。外祖父迎上前去。穿绿裤子的那个人在昏暗的屋子里咳嗽了一阵,跟外祖父讲了几句话,又咳嗽了一阵。一边咳嗽一边命令警察把窗子砸开。

 

板条墙一点儿也不结实,仿佛是用冻结的草木灰盖的。警察用枪托猛砸了一下弹簧锁。我琢磨着:窗户是打不开的,恐怕墙壁就要坍塌了,整座房子也会倒塌下来,只是一点儿声音也不会有,就象一座草木灰搭成的宫殿散落在空中一样。我心里想,再砸一下,我们准得跑到大街上去了。头顶着毒日头,坐在街上,脑袋上全是破砖碎瓦。可是砸过第二下,窗户居然应声开启了。阳光一下子冲进来,如同一只猛兽破窗而入,一声不响地东跑西窜,淌着口水,到处嗅嗅,狂暴地挠着墙壁,最后在陷阱里找个荫凉的角落,悄悄地卧了下去。

 

窗户一打开,屋里的东西看得清楚了,可是越发显得飘忽不定,跟假的一样。妈妈长长地舒了口气,把手伸给我,对我说:“过来,到窗户那边去看看咱们家。”从她的怀抱里我又看到了小镇,好象出了一趟远门又回来似的。我瞧见了我们家。房子虽说颜色暗淡陈旧,可是在杏树下显得很荫凉。从这里望过去,我觉得似乎从来没有在那栋绿荫森森的令人感到亲切的房子里住过,似乎我们家是神话中最漂亮的房子。每逢我晚上做恶梦的时候,妈妈就是这么说的。佩佩,他是我们街坊的孩子,心不在焉地走过去,没有看见我们,他吹着口哨,我觉得他象刚剃过头那样,模样变了,认不出来了。

 

镇长直起腰来,敞着怀,满身大汗,面部表情怪模怪样儿的。他走过来对我说:“那人还没发臭,很难断定已经死了。”他为自己编造的这套说法激动得满脸通红。说着话,他扣好衬衫,点上一支烟,把脸又扭向棺材。他心里大概在想:“现在你们不能说我眼里没有法律了吧。”我盯着他的眼睛,用坚定的目光逼视着他,好叫他明白我看透了他思想深处在想些什么。我说:“您这是为了迎合别人,不惜置法律于不顾。”他好象正等着这句话呢,当即回答说:“上校,您是一位受人敬重的人。您应该明白,我有我的职责。”我说:“他已经死了,这一点您比谁都清楚。”他说:“是那么回事。不过,不管怎么说,我大不了是个地方官。只有死亡证明书才算数。”我说:“印把子在您手里,您可以叫位医生来,开一张死亡证明书嘛。”他仰着脑袋,摆出一副不卑不亢的样子,毫不示弱地一字一句地说:“您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您很清楚,这种行为叫作滥用职权。”听到这句话,我恍然大悟了,虽然他刚喝过酒,又胆小怕事,可一点也不糊涂。

 

看得出来,和全镇居民一样,镇长也对死去的大夫怀有刻骨的仇恨。这种仇恨由来已久。十年前那个狂风暴雨之夜,他们把受伤的人抬到大夫家门口,大声喊叫(大夫不肯开门,他只在大门里面答话):“大夫,您来看看伤员,别的医生顾不过来啦。”他硬是不肯开门(门关得死死的,伤员躺在大门口)。“留在这儿的就您这么一位大夫啦。您可得大发慈悲呀。”他手里举着灯,照得他两只冷酷的黄眼睛闪闪发光。他回答说(还是没有开门):“治病的事我全忘光了,把他们抬到别处去吧。”外面混乱的人群要是闯进来可不得了,他还是坚持不开门(打那以后,这扇门就没再开过)。门外面群情激愤,人们越来越恼火,怨恨情绪竟然成了一种病毒,人人都受到感染,在大夫的晚年,马孔多无时无刻不在回响着那天晚上人们发出的咒语:让大夫在这间房子里腐烂发臭吧!


(摘自《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何棠译编,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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