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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心理】秦伟:精神分析是认识自己的机会

九州心理2017-10-28 19:58:19




当时对秦伟先生的介绍:

秦伟博士,著名精神分析导师,1999年与霍大同、张晶燕共同创立成都精神分析中心,此中心于2004年成为欧洲精神分析联盟成员。2002年,接受美国精神分析基金会和Gardiner基金会资助访问耶鲁大学、新英格兰精神分析学院、纽约精神分析学院、波士顿精神分析学院、纽约精神分析学会、康乃尔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史研究所、哥伦比亚大学精神分析所,做了五场关于精神分析在中国应用的专题报告。2004年-2009年,著名的巴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会”邀请其赴法进修,2007年,成为该学会唯一的中国籍会员。




秦伟:精神分析

是认识自己的机会


娜木西 / 文

 

了解自己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用哲学的方式、文学的方式、甚至于宗教方式去认识自己。在西方,一个人决定去做精神分析,其实是代表了一个人的选择,他愿意了解、并愿意用这种方式来了解自己。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接受精神分析,精神分析也不可能解决人的所有痛苦,它只是人们走出困惑的方法之一。

—— 秦 伟

在朋友聚会上,我的一位心理咨询师朋友匆匆告别,要赶到她的心理咨询所去接受一位精神分析导师的“督导”。原来,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在帮助许多人解决心理问题之后,自己工作中所集攒下来的“心理垃圾”,也需要找一位更有心理能量的“高人”予以清理。

我的采访对象、著名的精神分析导师秦伟,就是这样一位“高人”。听说要进行人物专访,刚刚落座的秦伟显得有点意外,像是要有所解释:“我有什么好采访的?像我这样的残疾人,在那个缺少学习机会的年代,无非是自己多花了点功夫,选择了自己想走的一条路。”秦伟说,就个人而言,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但要谈精神分析,倒是想说很多。刚刚从法国回到成都的秦伟,一点没有海归派的洋盘,倒是川东人的豪爽、直率一览无余。于是,我们的谈直接从精神分析开始了。

“症状得到了缓解,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读城》:您在从医11年后,在上海中医学院获医学硕士学位,又在华东师大心理系读了四年教育学博士,后来是什么原因接触到了精神分析呢?

秦伟:因为精神上的困惑。在完成博士论文的时候,我遇到了麻烦。所有的实验都做完了,数据都采集了,什么都是现成的,只需最后的整理,但我却突然无法书写。伴随着这个病症出现了精神上的抑郁和焦虑。按常规这篇博士论文应该在两周内完成,结果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当时,我就是无法写,那是身体上的拒抗,也是精神上的拒抗。我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论文完成后,我将脱离已经习惯的学生生活。这意味着我将独立去面对一个复杂的、不可预知的社会。我已经习惯当“优秀学生”秦伟,当这个招牌再不能用的时候,那我是谁?另外,当我不再是学生,不再需要拿着课本进课堂的时候、什么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呢?当我需要重新定义自己时,问题就出来了。

《读城》:之前您曾有过社会工作经验,为什么再次进入社会却有这祥的反应呢?

秦伟:怎么说呢,以前的路是别人帮我选择的,是在父母的呵护下完成的。我选择博士阶段读实验心理学,是认定它是科学的,能够实现自己的某些想法。结果要毕业的时候,才发现我它并没有满我所愿,我所要完成的并不是我真实想要的东西,所以,我才会有很强的抗拒性。博士都要毕业了,却不知自己何去何从,如何在社会上安身立命。

《读城》:这个难題是怎么解决的呢?

秦伟:没有解决。如何定义自己?我想要什么?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回答不了,就先把它先放在那里。后来,学校心理系的同学们把我当做“实验品”,照本宣科地用催眠术暂时缓解了我无法书写的症状,算是把论文写完,毕业了。症状得到了缓解,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内心的疑问依旧执着地存在着。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开始关注临床心理学,接触精神分析。1994年,我在川大认识了从法国留学回来的霍大同老师,从而接触到了精神分析。博士阶段我所学的是实验心理学,就我个人的体验而言,实验心理学把人当成了纯生物体,就像关注一个机器。而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有情感,有动机,有莫名其妙的、自己也无法预料的一些情绪参与其中。

《读城》:在这个真实的精神分析的体验中,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精神分析师对您意味着什么?

秦伟:在接受精神分析半年后,做了一个,梦见了自己做为一个残疾人的身体形象。那年我32岁,从两岁得病,30年第一次在梦里看见自己,可以说是在精神层面把自己的身体形象恢复出来,并接受了自己左脚比右脚短这个事实。那时的感受是,小时候在家有父母支撑,在学校有老师支撑,而自己独立面对社会,寻找自己的社会角色时,有一个精神分析师支撑。在这种支撑的力量下,我开始对自己生病、成长、与父母之间的情感纠缠等,有了一些回顾和交待,逐步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建立起相对比较愉快的一种关系。

“精神分析的过程就像两个巴掌拍在一起”

《读城》:作为给予来访者支撑力量的精神分析师,您会受到来访者情绪的影响吗?

秦伟:当然会受影响。在来访者的陈述中,真正让我受到影响、产生情绪反映的地方,才是最有意思的。接受这个影响,并在谈话的过程中理解这个影响,也是对病人核心问题的一个理解。如果没有这种真实的影响,精神分析更像是一种智力游戏。但精神分析不是一种智力游戏,比如面对一个孩子,也许在他的陈述中,我会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气愤,不自觉中就充当了一个父亲的角色。这个时候,我就会问: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如果他没有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我也就不会呈现出这样一个姿态。这必然与他的家庭历史有关,所以,我们就有必要回到这个家庭的历史当中,去寻找曾经发生的与此有关的事情、他对这些事情的理解、这些事情对他产生的影响,以及三者之间的关联。所以,精神分析的过程就像两个巴掌拍在一起,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读城》:在临床找到了这种互动的感觉,是不是对精神分析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呢?

秦伟: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的增加,对人的理解和谈话的方式慢慢会有所不同。最开始我觉得精神分析是分析別人,后来觉得是分析自己,再后来把它当成了哲学。现在,我觉得精神分析更像是一个机会——俩人一起共同探索痛苦背后内心真实感受的机会。这个感受与他的经历怎样相连?他曾经遇到过什么问题?今天我们是否可以换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事过境迁了,你3岁遇的到问题,30岁再来回答,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精神分析更多的是对人生的一种探索。人生就像一条河流,它自身有一种向前流淌的力量,只不过有时快些,有时慢些,有时停止不前。分析师就站在岸边,看他流得快了,提醒他慢一点;慢了,提醒他快一点;遇到不流的时候,帮着梳理一下河道,让他继续向前。

《读城》:只是告诉他自己的状态吗?

秦伟:不完全是,更多应该是一个陪伴,同时接受相互的影响。有时来访者的情绪是无法表达的,他只能通过陈述传达给精神分析师。比如说,一个病人他还在微笑着讲述,我竟然眼睛湿润了,结果没多久,他自己的悲伤就完全释放出来。也就是说,在他还微笑着的时候,他的悲伤情绪已经传达给了我。情绪流露出来了,怎么办?还要对他流露出来的东西有一个理解,否则他就不流露了,或是流露了也白流露。比如一个人,他说自己难与人相处。通过他自身的流露,要让他明白是什么导致这种状况,怎么面对会更好。

《读城》:在与病人感同身受的时候,您靠什么来控制这个分析的过程,从而解决问题呢?

秦伟:我想应该是“知道的愿望”。他既然给我说这些,就是想弄明白,自己何以走到今天这一步?有时来访者会啰里啰嗦地说一些听上去无关紧要的话,但这里面有一个内心的逻辑和内心的历程,这才是最有意思的。“知道的愿望”是分析师和病人要同时具有的。当来访者出现某个无法克制和解释的症状时,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精神分析师也不知道。与来访者展开谈话的过程,就是一个了解、知道的过程,精神分析师和来访者都有一个“知道的愿望”。在谈话中,来访者有可能会有很多迂回、矛盾,甚至是防御和抵抗,这正是需要精神分析师帮助、支撑来访者克服的障碍,从而去实现"知道的愿望”。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个“知道”的过程,就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精神分析过程。

“接受精神分析,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

《读城》:分析师是不是要有很强的控制力?

秦伟:当然要有,但不能太强了。就像手握方向盘,虽然要控制方向,但把方向盘抓得太紧会出事,不抓更会出事。就像我们现在谈话,如果每个问题都让我说清,我肯定不甘心;如果我一个问题都不回答,你也不甘心。要把谈话进行下去,双方就要相互妥协。精神分析的过程也是如此。有时病人说得过多,就让他少说点;有时不开腔,你又得想办法让他多讲一些。这样的谈话过程,是一种真实的人际关系,是双方都能接受的一种关系,来不得虚假。

《读城》:听您这么讲,好象和社会上人们所理解的精神分析有些不同。

秦伟:接受精神分析,其实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漫长的,长达几年或十几年。这跟人们平时所认为的心理咨询和援助是有距离的。一个人有了精神上的困惑,他可以选择麻痹、不去了解自己,也可以选择认真了解自己。但了解自己有很多种方式,你可以用哲学的方式、文学的方式、甚至于宗教的方式去认己。在西方,一个人决定去做精神分析是代表了一个人的选择,他愿意了解、并用这种方式来了解自己。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接受精神分析,精神分析也不可能解决人的所有痛苦,它只是人们走出困惑的方法之一。

《读城》:谈谈您对作为精神分析师的自我认识吧?

秦伟:在我的理解中,精神分析师就是一种职业。在分析过程中,对来访者而言,你可以是一种精神依靠,但完成了分析,这一点就不重要了。特别是分析师自身,容易把精神分析当成精神支柱,好象不做就活不下去了,这是很危险的。世界如此之大,不可能什么事、什么人都被分析。有些人用精神分析去分析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如果它真的被分析了,它就不是它了。就像音乐的表达,它不能用文字描述,更何况去分析。生活也是这样,不能被分析,也无法描述。生活是最重要的,人是最重要的,人的经历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不赞成年轻人过早学习精神分析,先去实实在在地生活,有了人生阅历,再回过头来,看自己需不需通过精神分析来认识自己,进而再去帮助别人,这样就很实在。不然就有可能成为炫耀自己的本钱,也容易落入智力游戏,不能触动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分析师永远是以个人的身份面对来访者,而不是以什么了不起的专家身份,高高在上。你只是因为一些个人经历和某些专业知识,能够触碰到别人不能触碰到的地方。如果你不是活生生的人,端个架子,那来访者比你端得更高。一个人之所以有某些精神症状,就是因为他摆脱不了某些角色的约束、某些目光的期待。如果分析师还处在这样的状态中,那他就完了。

《读城》:是留法四年,让您对精神分析有了这样的认识吗?

秦伟:可以这么说。现在我认为,精神分析是一个人把自己内心的细节、深层而尖锐的问题,一点点呈现出来的一个机会、场所,是把那些困惑与其相关经历展示出来的过程。而精神分析师是陪伴、支撑来访者顺利完成这个过程的人,是让他通过这个过程回应并最终解决作为症状基础的那些问题、并认识自己的人。

《读城》:通过这四年的精神分析,您个人还有什么变化吗?

秦伟:还真不好说。我只能这样解释,能说得出来的改变都比较肤浅,而真正刻骨铭心的改变,却无法言说。其实,精神分析对人最深刻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这种影响能使人面对自己、面对来访者的时候多一份自然、多一份真实。用四川话讲,就是做人、做事“落教”,没有以前那么飘了。(全文完)


来源:精神分析有声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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