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家具零售价格联盟

著述|长恨歌的秘密——白居易早年恋情的投影/吕正惠

诗书画杂志2018-04-15 21:17:54


在文学史里,白居易是以《秦中吟》、《新乐府》等讽谕诗奠定其地位的。但在一般读者的记忆里,白居易却是写了《长恨歌》的诗人。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长恨歌》是一首凄怆的爱情诗,但对于学者来讲,这首诗却让他们伤透了脑筋。

学者最头痛的是,白居易的朋友陈鸿在《长恨歌传》里说,白居易写这首诗,“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按此而言,白居易似乎是要借唐明皇宠杨贵妃几乎导致亡国一事,来写一首“政治讽刺诗”。然而,白居易本人却并未把《长恨歌》编入“讽谕诗”中,反而编在“感伤诗”里。而且,任何人读过这首诗,都会产生绝大的困惑,用王运熙的话来说,就是:

 

平时强调作诗讽谕的白居易,为什么在《长恨歌》中不着重对明皇、杨妃两人作深刻尖锐的批判,反而带着深度同情用力表现两人的诚笃的相思及其悲惨遭遇呢?1

 

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确实深感不解。我曾经在课堂上讲过这首诗,讲到后来,实在说不出这是一首讽刺诗,因为此诗的前三分之一,确有不少讽刺性的句子(如“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但自杨贵妃死在马嵬坡下以后,白居易根本就在同情李、杨二人,直至“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而达到最高潮。

陈寅恪曾经提出一个很有名的“假说”。他谈到中唐以后传奇文的特色,引赵彦卫《云麓漫钞》,认为传奇“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因此他推论说,《长恨歌》和《长恨歌传》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前者见“诗笔”,后者见“史才,议论”2。他的意思是,白居易和陈鸿合作的这一“作品”,对于李、杨的批判,由陈鸿的《传》负责,我们不能求之于白居易的“歌”。以陈寅恪的博学多识,他的看法似乎没有说服多少人。在此之前,俞平伯曾提出一个轰动一时的说法。他认为,白居易、陈鸿二人是在暗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坡,而是流落民间,作了女道士。唐玄宗虽然知道了,但已不能让她回来,所以只好说,“天上人间会相见”,托之于他生了3。俞说影响极大,至今仍有人相信,但恐怕也只能归之于“好事者”之谈奇而已。

我对这个问题本来没有特殊的兴趣,但在二〇〇六年偶然读到王运熙一九五九年发表的《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一文。读着,读着,我突然顿悟,白居易在写李、杨二人的爱情悲剧时,根本是“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他想到不久前才饮恨分手的恋人“湘灵”,不禁悲从中来,才写了《长恨歌》马嵬坡以下一长段动人的文字。此一“大发现”真让我欣喜异常,以为独得千古之秘。但不久,买到张中宇《白居易〈长恨歌〉研究》一书,才又发现,自己真是井底之蛙,因为按此书所述,自二十世纪八〇年代以来,至少已有五篇论文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不过,在看了其中最详尽的一篇以后,觉得还有整理、补充的遗地,终于还忍不住想写这一篇文章。4

 

读《莺莺传》的人,没有不骂元稹薄幸的,但谁又想到,薄幸的岂只元稹,他的好朋友白居易也是如此。白居易早年有一情人,他在诗中称之为“湘灵”。两人感情极为深挚,但为了白居易的前途,两人不得不分手。白居易为此深感痛苦与愧疚,屡屡表现于诗。白居易早年这一“伤心事”,老一辈的白居易专家顾学颉、朱金城、王拾遗都注意到了。不过,对于哪些诗作与此事有关,三人的指认略有参差:顾学颉提出六首,朱金城也是六首,王拾遗五首5,其中有三首是三人完全一致的,这三首诗可说是白居易早年情事的“确证”。

我们先看明确标出“湘灵”之名的两首诗:

 

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冬至夜怀湘灵》,760页6

泪眼凌寒冻不流,每经高处即回头。遥知别后西楼上,应凭栏干独自愁。(《寄湘灵》,784页)

 

从第一首来看,他们的关系已非比寻常,顾学颉断言:“他不仅是白氏的恋人,而且已经是他的事实上的妻子了。”7这个说法也许是可以接受的(详下)。同时,我们可以体会到,写这两首诗时,他们正在热恋,只是短暂离别而已,还没有表现出不得不分手的痛苦。

再看第三首:

 

中庭晒服玩,忽见故乡履。昔赠我者谁?东邻婵娟子。因思赠时语,特用结终始。永愿如履綦,双行复双止。自吾谪江郡,漂荡三千里。为感长情人,提携同到此。今朝一惆怅,反覆看未已。人只履犹双,何曾得相似?可嗟复可惜,锦表绣为里。况经梅雨来,色黯花草死。(《感情》,562563页)

 

这一首写于江州,距离他们分手至少十年以上,白居易还把湘灵手制的鞋子带在身边,其情真是可悯。从这首诗同时可以看出,他们是邻居。以上三首诗不需要任何外证,已足以说明这一段恋情的存在。

从这三首所提供的背景来读朱金城所指认的另外三首诗,应该可以同意这也是为湘灵而作的:

 

清风吹枕席,白露湿衣裳。好是相亲夜,漏迟天气凉。(《凉夜有怀》,766页)

夜半衾冷,孤眠懒未能。笼香销尽火,巾泪滴成冰。为惜影相伴,通宵不灭灯。(《寒闺夜》,784页)

惆怅时节晚,两情千里同。离忧不散处,庭树正秋风。燕影动归翼,蕙香销故丛。佳期与芳岁,牢落两成空!(《感秋寄远》,725726页)

 

这三首和前面所提两首“湘灵”诗,编在同一卷,属白居易早期作品。从情调上来看,也同是尚未决然分手前所作。

下面这几首诗,就我所知,到现在尚未有人指出和湘灵有关系,但我以为,应是反映他们分手的状况:

 

秋凉卷朝簟,春暖撤夜衾。虽是无情物,欲别尚沉吟。况与有情别,别随情浅深。二年欢笑意,一旦东西心。独留诚可念,同行力不任。前事讵能料,后期谅难寻。唯有潺泪,不惜共沾衿。(《留别》,505页)

晓鼓声已半,离筵坐难久。请君断肠歌,送我和泪酒。月落欲明前,马嘶初别后。浩浩暗尘中,何由见回首。(《晓别》,505页)

北园东风起,杂花次第开。心知须臾落,一日三四来。花下岂无酒,欲酌复迟回。所思眇千里,谁劝我一?(《北园》,506页)

树小花鲜研,香繁条软弱。高低二三尺,重叠千万萼。朝艳蔼霏霏,夕凋纷漠漠。辞枝朱粉细,覆地红绡薄。由来好颜色,尝苦易销烁。不见莨荡花,狂风吹不落。(《惜

 

第一首诗反用秋风捐团扇的典故,表示自己舍不得抛弃旧情。如以“二年欢笑意”来看,似乎暗示,他们的关系维持了两年;而“独留诚可念,同行力不任”又表示,客观条件不允许他们两人永远在一起。看来,前两首可能是分手时或分手后回顾时写的。第三首思念远人的意思很清楚,第四首借着惋惜李花表明白居易对湘灵命运的关切。这四首诗依序排在一起,放在两首室县尉时期作品之后,编在“感伤诗”的第一卷。我们可以合理怀疑,四首诗也是当时或前后不久所作。当然,我们也都知道,《长恨歌》正是写于这段时期(元和元年,806年)。朱金城推测,前两首作于元和元年至十年间(806~815年),后两首作于元和六年至十年间(811~815年),可能太宽泛。因为另三首怀念湘灵的诗(详下),是和其他渭村时期(元和六至九年,811~814年)的作品编在一起,放在“感伤诗”的第二卷,所以这四首诗的写作时间应在元和元年或之前。

除了这些以第一人称所写的抒情作品之外,白居易还写了一些拟乐府诗,这些诗作间接地暗示了白居易和湘灵的关系,以及他们分手的状况,对我们了解他们的恋情有所帮助。这些诗都收在“感伤诗”第四卷中,其中两首是顾学颉和王拾遗都认定的:

 

九月西风兴,月冷霜华凝。思君秋夜长,一夜魂九升。二月东风来,草拆花心开。思君春日迟,一日肠九回。妾住洛桥北,君住洛桥南。十五即相识,今年二十三。有如女萝草,生在松之侧。蔓短枝苦高,萦回上不得。人言人有愿,愿至天必成。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长相思》,645646页)

 

按诗中的叙述,男、女主角是洛阳的邻居,女主角从十五岁到二十三岁和男主角已相识八年。是不是这样来看待白居易与湘灵的关系,恐怕要持保留态度。但和前面所引《感情》一诗相印证,可以确定他们是邻居。另外,从“有如女萝草,生在松之侧。蔓短枝苦高,萦回上不得”四句来看,湘灵的家庭出身是配不上白居易的。女方所想的“人言人有愿,愿至天必成”,因其痴情,反而更显悲情。

 

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春断连理枝。河水虽浊有清日,乌头虽黑有白时。唯有潜离与暗别,彼此甘心无后期。(《潜别离》,683页)

 

这一首明显是在写他们的分手。这种分手,是彼此“甘心”的,为了白居易的政治前途,他们不可能结合。从“利剑春断连理枝”来看,也许他们是硬生生被拆散的。必须提出的是,这两首诗都用了“连理枝”的意象。《潜别离》最后四句尤其感人,“河水虽浊有清日,乌头虽黑有白时”,其实就是“天长地久有时尽”的意思,而“彼此甘心无后期”不也就相当于“此恨绵绵无绝期”吗?这两首诗和《长恨歌》结尾的相似处,是很清楚的。

下面这一首王拾遗认为也是写两人的分手:

 

食蘖不易食梅难,蘖能苦兮梅能酸。未如生别之为难,苦在心兮酸在肝。晨鸡再鸣残月没,征马连嘶行人出。回看骨肉哭一声,梅酸蘖苦甘如蜜。黄河水白黄云秋,行人河边相对愁。天寒野旷何处宿?棠梨叶战风飕飕。生离别,生离别,忧从中来无断绝。忧极心劳血气衰,未年三十生白发。(《生离别》,628页)

 

我认为这首诗应该和湘灵没有关系。首先,诗中明确提到“回看骨肉哭一声”,写的是亲人离别,而白居易早年是有一些同类作品。而且,诗又说“未年三十生白发”,从相关情况来判断,白居易和湘灵的最后分手应该在贞元二十年他迁居长安时,其时白居易三十三岁。另外还有一首,顾学颉认为和湘灵有关: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花非花》,699页)

 

如果这首诗真是写白居易和湘灵,那么,表现的就是他们偷偷来往的情景。但是,这首诗是和杭州时期的其他作品一起放在同一卷的卷末,可能是受江南一带歌曲影响而创作的(一般也列入白居易的“词”中),所以还是以存疑为佳。最后一首是我自己选出的,其诗如下:

 

蝉鬓加意梳,蛾眉用心扫。几度晓妆成,君看不言好。妾身重同穴,君意轻偕老。惆怅去年来,心知未能道。今朝一开口,语少意何深?愿引他时事,移君此日心。人言夫妇亲,义合如一身。及至死生际,何曾苦乐均?妇人一丧夫,终身守孤孑。有如林中竹,忽被风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犹抱节。男儿若丧妇,能不暂伤情?应似门前柳,逢春易发荣。风吹一枝折,还有一枝生。为君委曲言,愿君再三听。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妇人苦》,681页)

 

开头四句写女性为博得男人欢心,刻意修饰仪容,而男人只“看”,不言“好”。女方以“妾身重同穴,君意轻偕老”来抱怨男方,并引“他时事”为证。所谓“他时事”,是指夫死妇人守寡,而妇亡则男人再娶,男、女双方态度不同。女方以此为例,“为君委曲言,愿君再三听”,口气温婉之中略带责备之意。白居易如此为女性讲话,无疑暗示湘灵心意未变,是自己抛弃了她,自己有愧于心。

 

我再对前面的讨论作一些综合整理。白居易还在与湘灵恋爱时,因不时的离别,写了五首诗(《冬至夜怀湘灵》、《寄湘灵》及《凉夜有怀》以下三首)。分手之后的短时期里,他作了两组诗,一组是描写离别、思念与怜惜的四首诗(《留别》以下四首);另一组是拟乐府,把他与湘灵的情事加以变化处理,包括《长相思》、《潜别离》、《妇人苦》三首。后两组诗跟《长恨歌》差不多同时(贞元二十年到元和元年,804~806年)。因此,如果把《长恨歌》对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与白居易自己的遭遇联想在一起应该是很自然的事。

首先发表这种想法的就是王拾遗,见于《他生未卜此生休─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接着丁毅、文超《〈长恨歌〉评价之管窥》(《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钟来因《〈长恨歌〉的创作心理与创作契机》(《江西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王用中《白居易初恋悲剧与〈长恨歌〉的创作》(《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一文最大的贡献在于,他所寻找出来的有关湘灵的诗作共有十四首,是目前最多的(但有少数不可靠,也有一些他没指出)。但他对白居易与湘灵的来往过程的重构,加上了许多想像,并没有充分的文献上的根据,这就影响了他文章的可信度。张军的《长歌哭为湘灵─白居易〈长恨歌〉抒情客体论》(《南昌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则采取极端论述,认为《长恨歌》“哭为湘灵,白居易借李、杨之爱抒写了自己内心的情感憾事,也寄寓了人生普遍意义上的对美好爱情生活的向往。”8 

我个人并不同意白居易的恋情就是《长恨歌》的主题,也不赞成用“寄托”一词来表达白居易的创作态度,因为“寄托”一词具有传统意义,通常特指诗人以隐晦的方式表达他在政治上的遭遇,或他对政治的批评,因此最好不用。张中宇在书中将以上作者的论述标为“作者寄托说”,容易引起误会。不过,他又认为,这些论述“揭示《长恨歌》创作的心理动因”,这样的说法我觉得比较合乎实际。当白居易和陈鸿、王质夫谈到李、杨故事而打算撰写《长恨歌》时,我们很难说,他已打定主意借此来暗写自己的恋情悲剧。应该说,在写这一故事时,自己的痛苦经验牵动了心弦,以致把同情心都赋予李、杨。《长恨歌》开头的讽刺意味较强,很难认为,白居易开始创作时已知道结尾会写成那个样子。《长恨歌》前、后两部分在情感基调上是有矛盾的,我们应该承认。在此情况下,一定要争论其主题在此或在彼,是不可能有结论的。不过,《长恨歌》有白居易和湘灵情爱纠葛的投影,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我们如果把《长相思》、《潜别离》、《妇人苦》三首拟乐府拿来跟《长恨歌》比较,就可以知道,《长恨歌》是完全不一样的作品。前三首虽然有一些虚构的成分,但它所处理的对象仍然是白居易自己的恋情,而《长恨歌》就不是。所以我们不能说,《长恨歌》的主题思想表现的是白居易和湘灵悲苦的恋情。

《新乐府》里也有两首涉及到白居易的恋情,可以拿来跟《长恨歌》进一步对比,更能够阐明《长恨歌》的性质:

 

井底引银瓶,银瓶欲上丝绳绝。石上磨玉簪,玉簪欲成中央折。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与君别。忆昔在家为女时,人言举动有殊姿。婵娟两鬓秋蝉翼,宛转双蛾远山色。笑随戏伴后园中,此时与君未相识。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傍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知君断肠共君语,君指南山松柏树。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蘩。终知君家不可住,其奈出门无去处。岂无父母在高堂?亦有亲情满故乡。潜来更不通消息,今日悲羞归不得。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井底引银瓶止淫奔也》,245246页)

 

这首诗反映了当时的某种社会现象,崔莺莺和湘灵都可以说是诗中引以为戒的人物。当然湘灵未必像诗中的女主角那样“逐君去”,“到君家舍”,但其“将身轻许人”却是无疑的。不然,很难解释白居易会说“艳质无由见”,“俱作独眠人”了。我们当然不知道湘灵后来怎么样了,但白居易内心的自责与煎熬可想而知。谢思炜说,“也不妨把此诗看作包含了作者对自己人生经验的一种反省”,9我觉得是很正确的诠释。白居易把这首诗编在“讽谕”诗中,显然他认为,诗的性质是跟《长相思》、《潜别离》、《长恨歌》有所区别的。这是把自己的经验提升,进而反映了社会风气,并作了道德的反省的作品。

 

汉武帝初丧李夫人,夫人病时不肯别,死后留得生前恩。君恩不尽念未已,甘泉殿里令写真。丹青写出竟何益,不言不笑愁杀人。又令方士合灵药,玉釜煎炼金炉焚。九华帐深夜悄悄,反魂香降夫人魂。夫人之魂在何许?香烟引到焚香处。既来何苦不须臾,缥缈悠扬还灭去。去何速兮来何迟?是耶非耶两不知!翠蛾仿佛平生貌,不似昭阳寝疾时。魂之不来君心苦,魂之来兮君亦悲。背灯隔帐不得语,安用暂来还见违?伤心不独汉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见,穆王三日哭,重璧台前伤盛姬。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李夫人鉴嬖惑也》,236237页)

 

这首诗和《长恨歌》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因此陈寅恪说,“读长恨歌必须取此篇参读之,然后始能全解”。不过,陈寅恪认为两首诗都是“陈谏戒于君上之词,而非泛泛刺时讽俗之也”。10这样的解释可能有问题,因为两首诗都无意中传达了白居易的难以忘情。当然,这首诗虽然有一些劝诫成分(如“尤物惑人忘不得”),但到底不像元稹在《莺莺传》所说的“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与其说是自我警诫,还不如说是一种感叹。

《井底引银瓶》、《李夫人》这两首诗的写作,无疑都受到白居易爱情经验的影响,但我们不能说,它们的主题就是白居易和湘灵的恋情。同样的,《长恨歌》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说,白居易把自己的苦情经验,投射到这三首诗中,那就没有什么问题。当然,《长恨歌》这方面的色彩,要比另外两首强烈得多。

如果以元稹的经历与创作态度来跟白居易相比,也可以突显白居易写作《长恨歌》的特色。元稹也留下一些“艳诗”,其中有些和莺莺有关,这些作品的性质类似白居易寄怀湘灵的诗。但元稹又写《莺莺传》,《莺莺传》对莺莺的形象、他和莺莺偷情的过程、他们分手的情形,都描写得非常仔细,无怪乎宋代的赵令畤评论说:

 

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为人叙事,安能委曲详尽如此。11

 

后世之人也大都像赵令畤一般,认为《莺莺传》是“夫子自道”。

白居易就不如此。白居易没有留下任何较详细的资料,让我们可以去重构他和湘灵的来往经历。《长恨歌》所写的李、杨天人分隔的悲情,无疑跟他的经历有关,但千百年来很少有人想到这一点,这就充分显示了白居易的人格不同于元稹。如果我们现在读懂了这一层,白居易九泉之下有知,无疑是会首肯的。他不想说得明白,并不代表他要把他的痛苦永埋心底。这应该就是长期以来,《长恨歌》一直传诵于人口的真正原因。这就是《长恨歌》的“秘密”及其“魅惑人心”之所在。

如果白居易、湘灵的恋情被普遍承认是《长恨歌》创作的心理动因,并且进入通俗读物的注释中,我相信,一般读者会更喜爱这首诗。因为李、杨的故事,现在迭合了白居易、湘灵的身影,将使《长恨歌》审美效应更加强烈、更加具有多层次感。相反的,如果我们坚持《长恨歌》是借甲写乙,主题在乙,这就像传统的诗评家那样,非要把李商隐的某一首情诗解释成某一政治事件的反映,那就只会削弱了它的艺术感受。这样做是不明智的,还不如不做。

 



下面我们把《长恨歌》以后白居易怀念湘灵的诗,简略地钩沉、梳理一下:

 

碧空溶溶月华静,月里愁人孤影。花开残菊傍疏篱,叶下衰桐落寒井。塞鸿飞急觉秋尽,邻鸡鸣迟知夜永。凝情不语空所思,风吹白露衣裳冷。(《晚秋夜》,820页)

 

这首诗写于白居易任翰林学士期间,明显是怀人之作,应该是想念湘灵。

 

叶声落如雨,月色白似霜。夜深方独卧,谁为拂尘床?(《秋夕》,515页)

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乡远去不得,无日不瞻望。肠深解不得,无夕不思量。况此残灯夜,独宿在空堂。秋天殊未晓,风雨正苍苍。不学头陀法,前心安可忘?(《夜雨》,516页)

美人与我别,留镜在匣中。自从花颜去,秋水无芙蓉。经年不开匣,红埃覆青铜。今朝一拂拭,自照憔悴容。照罢重惆怅,背有双盘龙。(《感镜》,534页)

 

这三首诗都列在“感伤诗”第二卷(前已述及),属于白居易居渭村守母丧期间作品(元和六至九年)。第一首说,没有人为他“拂尘”,那时白居易已娶杨氏,显然意有所指,应该是想念湘灵。第二首以排偶句的方式抒发他对湘灵的思念,情深意重,非常感人。第三首的主题在前两句就表达得很清楚了。

白居易赴江州途中,写了一首诗,题目是《逢旧》,诗如下:

 

我梳白发添新恨,君扫青蛾减旧容。应被傍人怪惆怅,少年离别老相逢。(943页)

 

谢思纬说,“据诗意,此旧人为女子。此诗亦透露诗人早年情事。12”王用中认为,这是两人重逢之作13。“重逢”之说颇有道理,但怎么会跟赴江州途中的诗作编在一起,令人困惑。江州时期所写的《感情》,前文已述及,这是白居易在两人分手后所写的最著名的怀旧之作。

白居易任忠州刺史时期,目前并未发现与湘灵相关的诗作。元和十五年(820年),白居易终于回到朝中,一直待到长庆二年(822年)赴杭州刺史任。在长庆元年(821年)的作品中(诗集第十九卷),夹有以下两首诗:

 

欲忘忘未得,欲去去无由。两腋不生翅,二毛空满头。坐看新落叶,行上最高楼。暝色无边际,茫茫尽眼愁。(《寄远》,1261页)

远壁秋声虫络丝,人檐新影月低眉。床帷半故帘旌断,仍是初寒欲夜时。(《旧房》,1261页)

 

二诗排在一起。王用中认为,第一首诗是怀念湘灵之作14,我觉得可以接受。第二首所表现的情绪,看起来也与此相关。在同一卷中,还有《板桥路》:

 

梁苑城西二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条。若为此路今重过,十五年前旧板桥。曾共玉颜桥上别,不知消息到今朝。(1298页)

 

按诗意来看,似乎白居易重过“梁苑城西”,回忆起“十五年前旧板桥”上和佳人分手的情形,不胜黯然。但长庆元年前后,白居易一直在长安,没有经过梁苑的文献记载,很可能是透过文学的想像,表达他对十五年前和湘灵分手时痛苦经验的回忆15。在十八卷中还有一组诗也提到了“十五年”:

 

夜长无睡起阶前,寥落星河欲曙天。十五年来明月夜,何曾一夜不孤眠?

独眠客夜夜,可怜长寂寂。就中今夜最愁人,凉月清风满床席。(《独眠吟二首》,1218页)

 

对于这两首诗,谢思纬注曰:“按,所谓‘十五年’盖指与早年恋人湘灵分别以来。”16所以看起来,《板桥路》和《独眠吟二首》似乎是同时写的。从各种证据来看,白居易于贞元二十年(804年)徙家于下邽,元和元年撰《长恨歌》,他和湘灵的疏远,以至于最终分手,就在这一段时间。从元和元年到长庆元年恰好十五年,所以,可以肯定,以上这些诗作,应该都是白居易从贬谪地回到长安后一时思念湘灵的作品。另外还有一首《邻女》也值得注意:

 

娉婷十五胜天仙,白日娥早地莲。何处闲教鹦鹉语,碧纱窗下绣床前。(1304页)

 

王用中说是“追叙”初识湘灵时的情景17,好像也可以接受。

长庆二年白居易到杭州任刺史,接触了江南女子和江南歌曲,似乎把感情都转移到这方面了。但我却很意外地发现下面三首诗很可能和湘灵有关:

 

垂鞭欲渡罗敷水,处分鸣驺且缓驱。秦氏双蛾久冥寞,苏台五马尚踟蹰。村童店女仰头笑,今日使君真是愚。(《过敷水》,1709页)

每逢人静慵多歇,不计程行困即眠。上得篮舆未能去,春风敷水店门前。(《华州西》,1766页)

野店东头花落处,一条流水号罗敷。芳魂艳骨知何在?春草茫茫墓亦无。(《罗敷水》,2212页)

 

这三首诗分列三处,很容易忽略它们的关系。“罗敷水”即“敷水”,“敷水”是原名,“罗敷水”因附会古乐府《陌上桑》秦罗敷而得名18,在“华州西”。敷水边有敷水驿,为唐人往返于长安、洛阳之间的必经之地19。因为这两原因,唐诗中颇有涉及敷水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描写个人行旅的感怀,另有一些则以秦罗敷作为感怀对象。除上举白居易三首外,现将他人所作另外四首引述于下:

 

罗敷昔时秦氏女,千载无人空处所。昔时流水至今流,万事皆逐东流去。此水东流无尽期,水声还似旧来时。岸花仍自羞红脸,堤柳犹能学翠眉。春去秋来不相待,水中月色长不改。罗敷养蚕空耳闻,使君五马今何在?九月霜天水正寒,故人西去度征鞍。水底鲤鱼幸无数,愿君别后垂尺素。(岑参《敷水歌送窦渐入京》)

空见水名敷,秦楼昔事无。临风驻征骑,聊复捋髭须。(权德舆《敷水驿》)

修蛾颦翠倚柔桑,遥谢春风白面郎。五夜有情随暮雨,百年无节待秋霜。重寻绣带朱藤合,更认罗裙碧草长。何处野花何处水,下峰流出一渠香。(许浑《途经敷水》)

稚声角角野田春,试驻征车问水滨。数树枯桑虽不语,思量应合识秦人。(罗隐《罗敷水》)20

 

很明显,这四首都是一般性的怀古,而白居易三首,放在一起阅读,就有更深切的感情。第一首“秦氏双蛾久冥寞”和第三首“芳魂艳骨知何在?春草茫茫墓亦无”显然相呼应,就怀古诗而言,当然是指涉秦罗敷,但如果考虑其写作时间,加上诗中深沉的感慨,也许有言外之意,也未可知。这三首诗的写作时间都很明确。第一首作于大和元年(827年),白居易自苏州刺史御任,经洛阳到长安,途中所作;所以诗中说“苏台五马”,身份明确;第二首作于大和三年(829年),白居易自秘书监退任,自长安返回洛阳;第三首作于大和九年(835年),白居易自洛阳回下邽渭村,途经华州所作,都是白居易最晚期的作品。前面已经说过,白居易和湘灵是在洛阳认识的,他三次经过罗敷水感慨这么深,也许是因为湘灵离开白居易后就住在华州附近。因此,我们可以推测,白居易借途经罗敷水与罗敷店(即罗敷驿)之机,追怀他早年的情人,而其情人可能早已去逝多时,这也许是白居易一生对早年恋情最后的追悼罢!

 

注释:

1 《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王运熙《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4页。

2 《长恨歌笺证》,原发表于《清华学报》第14卷第1期,1947年10月,后收入《元白诗笺证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3 《〈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小说月报》第20卷第2号,1929年2月10日。

4 《白居易〈长恨歌〉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7~19页。我所读到的文章是王用中《白居易初恋悲剧与〈长恨歌〉的创作》,《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5 参见顾学颉《白居易和他的夫人─兼论白氏青年时期的婚姻问题和与“湘灵”的关系》,《顾学颉文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60~761页;王拾遗《他生未卜此生休─论〈长恨歌〉主题思想》,《宁夏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6 本文凡引用白居易诗,均据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并于文中直接注明页数。近日新出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但因朱书通行较久,故据此本。

7 《顾学颉文学论集》,第98页。

8 《白居易〈长恨歌〉研究》,第17~19页,张军之文亦转引自该书第19页。

9 《白居易的早年恋爱经历》,谢思炜《白居易集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98页。

10 《元白诗笺证稿》,第264~265页。

11 赵令畤《侯鲭录》,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26~127页。

12   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21页。

13 14 《白居易初恋悲剧与〈长恨歌〉的创作》。

15 谢思炜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说:“此诗所回忆的情景,当与作者早年的情感经历有关。”《白居易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7页。

16 《白居易诗集校注》,第1495页。

17 见王用中前引文第54页。

18 《白居易诗集校注》,第1960页。

19 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第32页。

20 以上诗作分别见《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卷199(第2051页)、卷325(第3651页)、卷534(第6095页)、卷663(第7601页)。关于唐诗中有关敷水作品的检索,由友人简锦松教授提供。简教授并且告知本人,有关敷水的诗作在唐人中习见,特此志谢。


(本文刊于《诗书画》杂志2012年第2期[总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