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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最老牌Livehouse沉浮记:负债、牢狱之灾、独立乐队,创始人王涤和他的江湖

卖家2018-07-03 09:12:57

47岁的王涤终于决定要把快满7周岁的酒球会当做一门生意来做了

李志在酒球会演出(摄影BothBin)


文 |朱玥怡


杭州市万塘路262号,这里是酒球会的固定据点。入夜以后,在那扇贴满了乐队演出海报的自动感应门后面,另一个世界开始苏醒,有酒,有台球,作为一个livehouse,当然也有现场音乐。


这是老板王涤一眼看中的地方。从2011年正式营业至今,期间曾因欠债数次面临关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酒球会是杭州唯一的一家livehouse。独立乐队巡演,杭州站必来酒球会。


对于王涤来说,酒球会最初是他的乌托邦。他想再造一个音乐天堂,就像多年以前第一次让他体验到现场音乐魅力的北京“河”酒吧一样。渐渐地,梦想渗进了苦涩的现实,成了不得不咬牙坚持的责任:得让杭州留下一家livehouse,得让乐队有个地方演出。


跌跌撞撞地走了这些年,酒球会却也撑了下来,甚至成了王涤口中“livehouse行业里算活得比较好的一个”——付出的学费,是至今还没有还完的债,以及一场牢狱之灾。


如今,47岁的王涤终于决定要把快满7周岁的酒球会当做一门生意来做了,他的道理很简单:只有健康地活着,才能让那些还没来得及火起来的歌手乐队有地方可以演出,有收入可拿,才能让更多厉害的人留在音乐行业里。


酒球会办公室后面连着一架漆成红色的消防楼梯。王涤把脚搁在栏杆上,抽一口烟。冬末午后的阳光下,他脸上的皱纹清晰可辨,但他的心态依然年轻:“还早着呢,这个行业还早着呢。”



“混搭一个,也许就能成呢”


所有的河流必然能追溯到一个源头。如果定要给酒球会找一个源头,那还是2002年的北京“河”酒吧。


王涤的本业是室内装修。以酒球会为中心,附近的创业大厦、华星科技大厦等写字楼里的好多间办公室当年都是经他手装修的。因为工作,常年往返北京出差;又因为嗜酒,认识了在酒吧驻唱的万晓利。


后来万晓利去“河”演出,王涤跟着去听。


在“河”,他听到了张浅潜、野孩子、舌头乐队……“等于是给我推开了一扇窗,觉得那就是天堂”。


有人说,位于北京南三里屯的“河”是中国livehouse的雏形。从“河”走出来的,还有左小祖咒、谢天笑、废墟乐队、李铁桥……


当年23岁的张玮玮也在“河”演出,给野孩子乐队拉手风琴。在他的记忆中,2002年的“河”是真正的巅峰,“那段时光的点点滴滴都是从心窝里面出来的,我当时就觉得这辈子活着保持这样子就可以了。”


张玮玮在酒球会演出(摄影/劉迪慧子)


燃烧到极致后是不可避免的凋落。“河”只存在了短暂的两年,于2003年被转让。但对于见证过巅峰的人来说,忘怀过去是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复兴却注定会成为潜藏在脑海深处的念头,等待着有朝一日被唤醒。


河流淌过名为时间的粗粝河床。到了2010年,王涤找到了他觉得还不错、适合开livehouse的场地——就是酒球会现在的所在地,万塘汇城市生活广场南楼2层。


这是一个做现场音乐的地方,名字里却既有“酒”又有“球”。王涤承认,自己出发的时候没有准备好,没有开livehouse的经验,没有做市场调研,只是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台球、酒、现场音乐——叠加在一起,“混搭一个,也许就能成呢”。


曾在酒球会办过个人新专辑弹唱会的力轩对着媒体回忆过刚开业那会的酒球会,“声势上是绝对牛逼的,但总觉得哪里怪”。1600多平米的空间,除了现场演出的场地和吧台外,还摆了二十多张台球桌,隔出了三间KTV。


这个“乐迷、酒客、打球的客人都觉得不是自己的地方”的酒球会,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确切地说是2011年到2016年上半年,成了杭州仅有的现场音乐演出场所。即使是王涤在铁窗里的那11个月,酒球会的演出也没有断过。


带着独立音乐漂


王涤是69年生人,差一年能混上“70后”。和他所熟悉的李志、万晓利那一辈较早的民谣歌手比起来,也算是名正言顺的老大哥了。


年龄的差距首先体现在心态上。王涤谈起那些年轻的或曾经年轻过的、在路上或曾经在路上的音乐人,宛如父亲谈起漂泊在外的孩子。


他还记得赵雷第一年来酒球会演出,是骑摩托车来的,“五个人的乐队,什么都没有,都是一人一把琴”,从成都出发,途经杭州,再一路骑到北京。


“要让那些孩子们能吃饱喝好。”他习惯这么说。酒球会也因此默默守候成了归巢的姿态,天南海北的乐手和乐队,到了这里总有一个舞台能容纳他们演出,啤酒也总是管够。


酒球会的朋友巫婆曾在一篇名为《回忆是酒,江湖再会》的文章里记叙过,“每一年的西湖音乐节,都不用约定,酒球会铁定是很多演出的乐队们演出结束后的聚集地。在大包间里,刚刚从万人欢呼的大舞台演完的音乐人们和他们各路的朋友,混杂着围坐在一起,喝着酒,聊着天。”


痛仰乐队在酒球会演出(摄影BothBin)


对王涤来说,酒球会是他“坚持过最久的正经事了”。在他最初的理想和后来的实践中,酒球会都是一个乌托邦,面向灵魂的那种。


这理想最直接的反映,就是自始至终,舞台在酒球会都是被养着的。将酒水收入和其他收入补贴给舞台,演出不能停。


Livehouse应该是一门生意,但包括王涤在内的很多人,至少在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把livehouse全盘当成生意来做。在这个需要和音乐人或者说艺术家频繁打交道的行当里,仍然留存着某种约定俗成般的江湖义气:比如酒球会开业最初,来演的乐队都是王涤去北京喝酒拜码头请来的;比如演出票房不好,就干脆不分成了,收入全给乐队。


只是在生意场上,纯靠江湖义气赚不了钱,也续不了命。


就只演出票房不好不分成这一项。对酒球会来说当天的收入不是零,而是负的——亏掉了一天三四千的运营费用。


同时,独立音乐以及独立音乐人们几乎是公认的“穷”,并且穷成了习惯。这个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不羁、叛逆、桀骜的行业,是年轻人的特权领域——还在学校的或者刚离开学校没多久的人群,口袋里没多少钱,眼睛里还有憧憬,最难得无忧无虑,不知生活愁滋味。有一定消费能力的中年人鲜有涉足其中。


酒球会经营的困顿似乎是早就被注定的。开张第一年,王涤做了个“民谣在路上”的音乐节,请来了老狼、川子、钟立风等人,热热闹闹演完,亏了三四十万,当年全年的亏损超过100万。


"民谣在路上"演出现场


王涤用平静的口气说起这些被亏掉的钱,好像它们只是一个个数字而已。他用主业——开装修公司的收入给酒球会供血,固执得近乎孤注一掷。到了2013年,装修公司的账面上已经没有流动资金了,眼看撑不下去,王涤向朋友们融了一次资。虾米音乐的创始人南瓜买了一股,另外又借给王涤几十万。


然而,绝处逢生的故事并没有发生,毕竟社会消费音乐的习惯无法在一朝一夕间养成,酒球会又以倔强的姿态守卫着舞台,不愿放低身段。亏损看不见底,王涤的抑郁症也许是在那段时间里被没有尽头的借债一点一点磨出来的。


漫长的拉锯战曾有过打破平衡的机会。


2014年的8月中,王涤在酒球会的公号上发了一篇《朋友们:酒球会撑不下去了》的文章,宣布“由酒球会开往乌托邦的列车燃料耗尽即将临时停车”。但即使面对可能关门的黯淡前景,王涤还是乐观的,他畅想着livehouse终会有“可以站着挣钱”的一天,规划着要做一个集合了livehouse、咖啡厅、书店、画廊的文化创意社区live 9。

在濒临关门的这段日子,酒球会的演出仍在继续——以店面停止日常运营,仅在演出时恢复运转的形式。


后来是火星工厂——杭州一家文创企业伸出援手帮助酒球会挨过了2014年。第二年夏天,酒球会做了“一身酒气”系列音乐会——其实是义演,李志、万晓利、小河这些民谣圈子里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来了,李志还演了两场,票房收入的五六十万勉强覆盖了酒球会当年的运营费用。


万晓利在酒球会“一身酒气”音乐会演出(摄影BothBin)


“就想争口气”


酒球会艰难活到了2015年。而这一年的最后却是以一场法庭审判收尾。


事因是酒球会在包厢内开设德州扑克赌博项目。审判的结果,据《钱江晚报》的报道,是“酒球会老板王涤等人犯开设赌场罪。其中,王涤判处有期徒刑11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


这也许是酒球会离悬崖边缘最近的一次。


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了下来。宣判的那个瞬间,王涤感觉到了久违的放松。


酒球会像是深渊,又像是黑洞。过去的五年,他已经把自己整个人耗了进去,伤筋动骨地苦苦支撑着。同时被耗进去的还有他的家人,以及真心热爱、舍不得离开酒球会的员工们。但熬过了一年又一年,日子好像永远也不会好起来。


酒球会半明半暗的办公室里,泡茶的水正在壶里缓慢沸腾,一度一度交织着攀上沸点。王涤的声音难得高了起来,“我都已经这样了,死不死活不活的跟我没关系了,就是放下了。”


但等他将近一年后回来,酒球会竟然还活着,“而且活成这样了”。


最大的变化是酒球会加入了后半场,每晚11点后,舞台交给电子乐,喝酒跳舞的人凑成一趴,周末常常闹腾到第二天凌晨四五点才散。


不可撤销乐队在酒球会演出(摄影BothBin)


王涤不在的那段时间,肩负起酒球会的是现在的经理兼店长,大钟。将后半场开放成电子乐趴也是他的主意。


最初无非是在出事之后“想争口气”,索性放手一搏。没想到加入电子乐的酒球会意外地有了起色。越来越多的来客感觉在酒球会有了喝酒的气氛,场地也慢慢聚拢了人气,用王涤的话说,“热热闹闹的”。


回归后的王涤帮不上别的忙,就在吧台帮着洗杯子,一晚能洗上百个,“特高兴,洗一个杯子我就知道可以赚十块钱,我们可以做到几万块钱的营业额”。


他像在荒凉严寒的冰原里长途跋涉后,终于将身子泡进热腾腾的澡盆里的旅人一样,舒着气说,“缓过来了,缓过来了”。


酒球会第二次“创业”

王涤说他特别痛恨“资源”这个词。但他不否认,酒球会能撑到今天,总也离不开所谓“资源”的帮忙。


其中最大的一笔“资源”,或许还要算是“人”,包括酒球会的团队。


这个王涤用理想一意构筑起来的地儿,吸引着那些志趣相投的人来到这里,其中一些人就此留下不愿走了,一些离开了又回来。


在正式成为酒球会的店长前,大钟是一家游戏公司的音效师。他曾在某次喝醉后拉着王涤说,自己谈恋爱、结婚、生孩子、离婚全在酒球会。这地方如此奇妙地串起了一个中年人人生中大悲大喜的几个片段。


演出事业部负责人卢焱森还记得自己12年第一次来酒球会,“觉得就是说不出的舒服”。他原本在一家医疗平台做市场工作,之后开始同时负责酒球会日常演出这一块,断断续续到了现在将精力完全放在酒球会,从没有真正离开过。


对王涤来说,有一项事业,自己的同伴和自己一样,甚至比自己更想坚持下去,大概是不可多得的福分。


酒球会最困窘的时候,拖欠了员工十个月的工资发不出,但依然有人留下了。这在大多数公司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很难说清究竟是不是那11个月起了关键作用。回来之后,王涤开始思考,如何把酒球会真正当做一门生意来做。


他将这形容成是酒球会的“创业”: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把它当生意,一直就是觉得,哎呀,(是)梦想”。


而他终于意识到,只有酒球会活着,并且活得健康,对于他所爱的音乐行业才是最有效的支持。


毕竟在livehouse这个行业里,离开和加入都已不算少见。一些独立的livehouse在唏嘘中宣告死亡,摩登天空、滚石等互联网公司成为新的入局者。但大家对于做好现场音乐的困惑总是相似的。


重新出发之前,王涤埋头苦学了一阵,为酒球会寻找融资进入了投资人的圈子。虽然livehouse行业的发展不尽如人意,但杭州互联网企业发达的优势凸显出来——投资人的层次会相应地高级不少。王涤坦言最初完全不适应——圈子里男士穿西装打领带,女士穿礼服化浓妆,见面聊的话题都是带价码的,比如“你值多少钱”“你又融了多少”。


但他开始尝试着用市场、用资本的方式来思考怎么把酒球会做下去。比如,他意识到酒球会“也是一个IP”,他和自己的团队开始做PPT,写BP,学着推销自己。


关于未来具体的商业运作,王涤坦言正在谈融资的关键阶段,不便透露太多。但他计划的核心仍然是:让那些在路上的孩子有个地方演出,只是在livehouse的形态和业务之外会加入新功能,慢慢从场地方向主办发的角色过渡。他在三年前提出的live 9创意文化街区的点子,也可能以各不相同的“音乐+”的形式复活。


他还是想把音乐这件事做好,把音乐人服务好。


7

韬光养晦近一年,王涤随时渴望着变化,但他又显出和自己年龄相符的沉得住气。沉得住气体现在他知道这一定不是一门挣快钱的生意,得有耐心。


而livehouse以及独立音乐行业今后的发展前景让他感慨,最黑暗的日子已经过去。


编辑 | 周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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