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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荐书024 | 浮生取义 ——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新史学2018-05-15 08:24:29



书    名:浮生取义

——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

书    号:978-7-300-11338-8

著 译 者:吴飞

策划编辑:谭徐锋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11

定    价:35.00元 

开    本:16开       


据我所知,这是全球范围内迄今为止关于自杀问题最认真的田野研究,也是涂尔干以来最优秀的自杀研究。其结论挑战了,但也补充了精神医学的观点。同时,它也对中国农村文化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吴飞并没有否认自杀可能,而且有很多确实和精神疾病相关,但他说服读者,中国农村的年轻妇女和老人们的自杀,经常是家庭中的委屈导致的,自杀成了他们追求正义的方式。他的发现将会引发争论,而且我相信,这会带来世界社会科学研究对自杀兴趣的复苏,以及对中国文化新的、更深刻的理解。这是一本很重要的著作!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凯博文(Arthur Kleinman)

在我们家乡的方言中,“过日子”被称为“过晌”。我大概5岁的时候,跟着我姥姥到她的娘家村去服侍她的母亲。当时我姥姥刚过70,我的太姥姥96岁。我总是听姥姥说“过晌”、“过晌”的,就禁不住问,到底什么是“过晌”呢?面对这样幼稚的问题,大人们自然会哄堂大笑,却也难以给出一个让我满意的答案。我的困惑自然不会打消,不过时间久了,这个词听得多了,好像就忘了我的疑问。直到开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忽然又想起了当年的那个问题,这个时候,我的姥姥也和当年的太姥姥一样年纪了。

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有一些司空见惯的词汇和说法,我们从来不去思考它背后的意义,因而也不会觉得有什么探讨的价值。但我们一旦认真对待这些词,就会发现,恰恰是这些看上去最平常的词,才有着巨大的力量。“过日子”和“做人”都是这样的词。我在2002年要下田野的时候,姥姥身体还非常好,没有什么病,知道我要到农村去作研究,就会和我讲起老家很多很多的事,使我恍惚间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到了农村里,我母亲不断帮我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帮我理解一个一个自杀背后的理由,我也在不断品味着姥姥给我讲的那些事情和道理,“过日子”这个词就在我脑子里逐渐清晰了起来。我最终决定把它当作理解自杀问题的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因为它使我能最好地理解这些普通人的生与死。

因此,面对那么多自杀者的悲惨故事,我一直在以我姥姥的人生当作参照系;甚至在理解西方思想中的人生理论时,姥姥的一生都成为我最根本的思想源泉。但没想到,在我回国半年后,姥姥病倒在了床上;就在我的书写到最后关头的时候,她未能等到看一眼,在自己99岁生日前几天,就驾鹤西去了;而且,最为遗憾的是,我女儿的出生竟然与此凑到了一起,使我无法抽身赶回,只能在妇产医院旁边的十字路口烧一点纸钱。

在研究和写作当中,我以前一直觉得很平凡的姥姥,却显得那么伟大起来。姥姥于1908年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经历了两度江山易主,以及日本侵华、大饥荒、文化大革命这些灾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丈夫和公公相继辞世时,她五十多岁,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女儿,我母亲是老四。我的太姥爷,也就是她的公公,走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让几个女孩子读书。当时正是六十年代初,生活状况很不好,但她牢牢记住了这句话,变卖家产,甚至卖掉了祖上传下的珍宝,宁愿让邻里讥嘲她不过日子,也要使自己的五个女儿都读书成才。

姥姥一生虽遭际坎坷,而言谈举止未尝逾礼,乐观豁达,宠辱不惊,侍奉翁姑尽心尽力,教育后辈有张有弛,在远近乡里更是扶危济困,善名远播。最终求仁得仁,福寿百年。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幻,在她和她的家庭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烟消云散。中国人过日子的方式究竟有怎样的力量,在这位普通农妇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我姥姥生病的这一年多里,我母亲就慢慢写下了姥姥的一生。我之所以要把她写的一些内容附在本书的最后,不仅是为了纪念老人家,更重要的是,希望能从正面,而不仅仅是自杀者这样的反面,来窥见现代中国人过日子的智慧和境界。之所以说是现代,是因为,虽然姥姥在我们看来还是太传统了,但她面对的问题完全是现代中国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一定可以从她那里学到很多。

正是因为姥姥对我的思考的重要意义,我违反了一般鸣谢的惯例,把自己家的人放在了最前面而不是最后,希望读者能够谅解。人到中年,在经历了一些事情,读了一些书之后,才会慢慢体会到中国思想的深厚,才知道日常生活是一部最值得读的书。希望此书在终结了我对自杀研究的同时,开启对“过日子”的更多思考。

当然,如果没有这些年读书的经验,特别是西学的思考,那些日常生活的力量还是很难显露出来的。在我的过日子和做人的过程中,诸多师友的提携与警醒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本书中一再表明的,除了亲人之外,我们还需要师友和国家,才能为自己建构一个立体的人生格局,才能为过日子添加更多的味道。因此,我必须把崇高的敬意献给我的老师:慷慨豪爽的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和她的夫人凯博艺(Joan Kleinman)、温文尔雅的曼斯费尔德(Harvey Mansfield)教授、随和宽厚的屈佑天(James Watson)教授和他的夫人体贴的华屈若碧(Rubie Watson)教授、博学的卡顿(Steve Caton)教授、和蔼的古德(Byron Good)教授,使我在康桥的日子充满了各种色彩;而杜维明教授不仅直接为我提供了经济支持,也让我深深理解了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困难。国内的王守常教授、刘小枫教授、甘阳教授、王铭铭教授、杨念群教授、萧国亮教授、景军教授则使我的一切思考都无法和中国问题割舍开来。

若是一一列举给过我帮助的朋师友,势必成为一个极为冗长的名单。但我还是要提到,李猛一如既往地和我一同深入对每个问题的思考,如果没有他,这本书的完成是不可能的,应星、王利平、徐晓宏则曾经和我同下田野,与我一起体会了实地研究的艰难与收获。吴增定、渠敬东、赵晓力、周飞舟、毛亮、强世功、汪庆华、郭金华,张跃宏、李诚等与我作了多次讨论,帮我修正了很多问题。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与我一同赴美的同学胡宗泽和我共同渡过了初到美国最艰难的阶段,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而林国华和郑文龙二兄使我没有陷入美国专业教育的泥沼中,也令我感激不尽。我特别还要感谢我的师妹何江穗。她曾经费尽辛苦,帮我将我姥姥口述的十几盘磁带录成文字。

回国之后,北大哲学系的赵敦华、陈来、张志刚、孙尚扬、尚新建、李四龙等教授为我新的研究和教学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初为人师的我逐渐开始进入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极大的快乐。能够让学生们有所收获,已经成为我现在继续研究的主要动力。感谢我所有学生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还要感谢哈佛-燕京学社、弗里德曼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研究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中国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对我的研究的经济支持。

本文中的一些章节陆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在此感谢这些刊物允许此处重刊:1.1以“自杀中的‘正义’问题”刊于《社会学家茶座》第十八辑,2.12.3以“论‘过日子’”刊于《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 6期,4.2以“夫妇之礼与家庭之义:一个个案分析”刊于《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文集(三联书店,2007)。

                                                            

                                                      20087月于北京

目录

前言与鸣谢  

主要人名表  

第一部分  导言 

第一章死与生

1.1 困惑  

1.2 田野  

1.3文献   

1.4 自杀理论 

1.5 自杀状态 

第二章 命与义

2.1 过日子

2.2 人格  

2.3 委屈  

2.4 做人  

2.5 家国  

第二部分 家之礼

第三章 人伦 

3.1 爱

3.2 慈

3.3 孝

3.4 综论  

第四章 礼义 

4.1 “从良” 

4.2 夫妇  

4.3 齐家  

4.4 综论  

第五章 命运 

5.1 寿夭  

5.2 人鬼  

5.3 祸福  

5.4 综论  

第三部分 人之宜

第六章 边缘人

6.1疾病   

6.2 魔怔  

6.3 癫狂  

6.4 综论  

第七章 赌气 

7.1 任性  

7.2 压力  

7.3 综论  

第八章 脸面

8.1 烈性  

8.2丢人   

8.3 综论  

第九章 想不开

9.1 牛角尖

9.2 没心没肺 

9.3 综论  

第四部分  国之法

第十章 法义 

10.1 纠纷 

10.2 青天 

10.3 冤枉 

10.4 综论 

第十一章 造福

11.1 治病 

11.2 救人 

11.3 革命 

11.4 祝福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  好日子的一种可能

过日子

若在中文中找到一个与bare life大体相当的词,我想莫过于“过日子”。简单说来,过日子就是在出生、成长、成家、立业、生子、教子、年老、寿终这样一辈子中生活的状态。和bare life一样,“过日子”这个概念中同样不包含任何附加的好坏善恶,是每一个活人都必须经历的过程,是一个无法再化约的生活状态。不过,它也和bare life中所指示的自然状态有着巨大的差异。过日子的状态,并不是西方那个意义上的自然状态,或者说,不是通过把人褫夺了任何社会属性之后,假定的一种赤裸裸的生命状态,因而其基本特点就不是神性和罪性的那种结合。在中国人看来,过日子这个过程才是生活的常态,过不好日子的人,就是这个过程中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

这样一个过程都是以家庭为背景展开的,因此,家庭在“过日子”这个概念中有着核心的地位。当然,在漫长的一生中,一个人所在的家庭会发生变化(因为家长发生了变化),先是在父母家,然后是在自己家,最后是在儿女家。正如希腊人一定要在城邦中理解生活和人性,基督徒一定要在上帝之下理解生活和人性,中国人也一定要在家庭中理解生活和人性。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家庭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因为它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基本社会单位,而更在于它是过日子这一生命过程发生的场所。这样说,并不是指单身的人就不在过日子。一个没有成家立业的人,也可以说“一个人过日子”,但这其实假定了,他生活在由一个人组成的家庭里面。而由于他没有儿女的家庭,难以享受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一般说来,他很难过得幸福。

明白了在家庭中过日子的基本含义,我们还要进一步看这种生活方式究竟意味着什么。滋贺秀三教授的《中国家族法原理》中有一个有趣的片断:日本满铁的调查员想了解中国农民怎样称呼继承制度,因而问道:“比如我是家长,任先生作为我的长男,我死后任先生代替成为下一任家长的事情叫做什么?”农民似乎觉得这个问题莫名其妙,于是回答:“叫做料理家务。”调查员对这个回答不死心,于是又进一步问:“料理家务一般叫做什么呢?”农民回答:“不叫做什么,叫过日子。”

无论调查员还是滋贺教授,对“过日子”这个词都没有发生兴趣,而是把它当成一个打岔的错误忽略了过去。但在我们看来,“过日子”与滋贺教授所关心的家族制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且那个被访问的农民的回答也极为到位,“过日子”就是料理家务,而且,家族中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个过程就表明,过日子仍然在延续。当我们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思考生命的基本概念的时候,不能忘了,一个人生下来就在家庭之中,而不是在“自然状态”之中。剥夺了人的各种社会关系,把人赤裸裸地抛到一个什么也没有的自然状态,是一种相当人为的假定。

滋贺教授虽然没有进一步阐述过日子的含义,但他的讨论对我们理解中国人的生命观念仍有极大助益。他谈到,旧中国家族制度的一个核心观念是,“作为故人的人格的连续延长”。因而,人、祭祀、财产这三个方面的不断延续,使得一个家族得以传承下去,死去的人的生命也因而通过后代的繁衍和祭祀活动而延续下去。父子一体、夫妻一体、兄弟一体构成了理解中国家族制度的基本原则。

当代的中国家庭和滋贺教授研究的古代家族已经有了巨大不同,因此,滋贺教授的一些具体结论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代的中国家庭。不过,其中的基本理念仍然是一贯的,即,人们仍然要在全家一起过日子的背景下来理解自己的人生。虽然人们不再认为需要用祭祀和传宗接代来延续自己的生命,但父子(母子)一体、夫妻一体仍然是最基本的观念。虽然在当代的家庭成员之间不再有明确规定的权力关系,但家庭成员之间的相扶相依仍然是每个人生活中最核心的方面,而且各地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已各自发展出家庭之中一套新的交往规则和礼仪,成为过日子的规范。

在以核心家庭为主的现代中国,任何一个家庭成员的存在对整个家庭都有重要意义,每个成员的喜怒哀乐都会影响到整个家庭的气氛,而整个家庭的兴衰荣辱也会影响到其中每个成员的生活。因此,家庭对每个人的生命有着根本的存在论意义,即,生命是作为家庭的一部分存在的。过日子,就是管理家庭,并在管理家庭的过程中安顿自己的生活。只有自己所在的家庭整体过得好了,一个人才谈得上安顿了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过上好日子了。

为人子女者,在没有成家立业的时候,其生命是以父母为首的家庭的一部分。在这个家庭中,父母把子女当作自己生命的延续,对子女的抚养教育成为家庭生活中非常核心的一部分,以致家长常常说:“日子就是为孩子过的。”孩子们有没有出息,决定了这个家庭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就会独自成家立业。在他(她)自己的核心家庭中,他(她)的日子是否过得好,就是指由他(她)与配偶和孩子组成的核心家庭生活过得好不好。我们说他(她)可以过自己的日子了,是说他(她)可以顶门立户,作为一家之长,把自己的生命延伸到配偶和孩子之上了。如果他(她)没有成家,但独立去生活了,也并不是说他(她)不能过日子,而是说,他(她)仍然作为一家之长,掌管只有自己一个成员的家庭。而每个人在年老之后,都要依靠子女的赡养,享受天伦之乐,直到最后在风光体面的葬礼中辞别人世。

这个过程看似简单,但要平平安安走下来,却并不容易,需要满足一些基本要素。滋贺教授说,人、财产、祭祀是维持一个中国旧家族的三个因素。当代中国家庭虽然与此已有很大不同,但其基本精神仍然是连续的。一个家庭要过日子,仍然离不开人、财产、礼三个基本因素。家庭首先是由有亲缘关系的人组成的,而这个生活单位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单位。生活在同一家庭中的人,需要以适当的规则维系家庭的存在,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礼仪。出生、婚姻、丧葬的仪式,同样是维护其存在和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人看重的主要节日,包括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同样以家庭生活为核心。一个人组成的家庭虽然要简单得多,但仍然不能缺乏独立的财产和基本的礼仪(即使没有人和人之间的礼仪,春节总是要过的)。

严格说来,只有具备了这三个基本特点,我们才说是一个家庭,也就是过日子的一个单位。不过,在每个同居共财的家庭单位的周围,也会衍生出一系列次单位。比如,子女的小家庭是一个过日子的单位;这个小家庭与父母的大家庭之间,并不是同一个过日子的单位;但是,两个核心家庭之间仍然存在人、财产、礼仪方面的一些关系,比如,彼此往往存在一些经济关系,在春节等重要节日的时候,可能还要一起过;两个家庭之间的喜怒哀乐也会互相影响,那么,这两个家庭的日子之间也会相互作用。这样,一个人所过的日子,也就以核心家庭为中心,逐渐延伸到单过的父母、兄弟、亲戚,以及亲密的朋友。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对于差序格局核心的人来说,这层层的差序的意义,就在于与他的过日子的关系。

财产是过日子的三个基本特点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财产基础,是谈不上过日子的;而礼仪是较有弹性的东西,外人很难作出评价。于是,过日子好坏的最客观评价标准,就成了财产。财产的多少当然会决定日子是否红火;但是,面对同样的收入,如何处理和安排家庭用度,会造成很大的差别。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日常语言会把能否勤俭持家当成“过日子”的基本内涵。一般而言,一个“会过日子”的人就是会精打细算的人。因此,这个词甚至会衍生出负面的意义,即“会过日子”成为吝啬的代名词。

因为过日子是家庭生活的过程,是一个人的生命在家常日用中的展开,谁也无法确定地说,某个人的日子就过得好了。过日子的过程,有可能受到任何偶然事件的干扰;家中若有谁突遭横祸,全家的日子就可能完全改观。因此过日子又可以理解为,依靠全家人与命运不断博弈的过程。生命/生活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命运的展开。只有寿终正寝之后,别人才能评价说,某人一生的日子过得究竟如何。

既然过日子总是一个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人们总是在过日子的过程中创造着自己的命运。“过日子”与“混日子”有时候很难完全区别开来。当人们评价某人“混日子”时,往往是指此人游手好闲,不认真过日子。这是“混日子”的本来意义。但笔者在田野中也经常谈到人们说自己“凑合着过”、“混日子呗”这样的说法,说这话的人未必就是不认真过日子的人。

比如,我在采访一位叫宿莽的老人时,他说:“怎么着不是几十年呀?”这位老人本来有一个独子江离,但那个儿子不正经过日子,整天沾花惹草,和自己的妻子关系不好。老两口和儿子媳妇关系都很不好。后来这个儿子因为和妻子的关系,喝药自杀了。宿莽老人当然非常悲伤。但从此后,他和老伴开了个小卖部,日子过得还算体面,而且还省去了和儿子生的那么多闲气。我问起他当时的日子如何,他对我说了上面的话,眼里似乎有些湿了。这话说得我颇为迷惑。他这话倒底是什么意思呢?他是满足,还是悲伤,或者是仅仅在自我安慰呢?

再比如,我采访过一个81岁的老太太望舒。她60多岁时曾经喝过一次药。望舒有三个儿子,在一般人看来,应该是很享福的老人了,于是我恭维她说:“你有三个孩子,活这么大年纪,可是享福了。”望舒却淡淡地一笑,说:“你觉得我挺享福吗?我这命啊,不忒强呀。”她随后和我讲起来,她的三儿子飞廉那么大了,却找不着个媳妇,还喝过一次药。她又说起大儿子和二儿子过得都不好,尤其是二儿媳妇和她总是不对付。她最后总结说:“凑合着瞎过呗。”

另外一个例子是个66岁的妇女椒兰。比起前面两个老人来,她的日子应该是过得更好的。她有文化,很能干,家里一个儿子,也挺富裕。但是,她也喝过一次药,和儿子关系也很不好。她说,别人都觉着她过得挺好的,所以她一般不愿意跟人说这些,因为“爱面儿”。她和别的人们在一起,就挺高兴的,可是一回到家,就心里难受,即使是现在,还想着死呢。最后,她谈到了一些高兴的事,然后笑着说:“就凑合着过呗。我还能再活个66年吗?”(详见7.1-2

这三位老人说“凑合着过”,可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视过日子,不重视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宿莽有很多难言之隐,一辈子实在不幸。望舒是个很婆婆妈妈的人,在我看来,她与儿媳妇的矛盾未必就没有她自己的责任。按照一般的标准,椒兰的日子过得非常好了;她之所以也说凑合着过,正是因为她的标准很高,认为当时的日子还不够满意。他们说“凑合着过”的时候,好像是一种自嘲和解脱:“虽然日子过得不满意,我不还是活了这么大岁数吗?”

而在一些别的场合下,当我恭维某个很富裕的人的时候,他会咧开嘴笑着说:“瞎混日子呗。”意思是在表达一种谦虚:“虽然过得很红火,不过就是在瞎过而已。”

“混日子”一词之所以可以用在几乎所有人的身上,就是因为“过日子”是一个弹性太大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各自所过的日子之间就真的没有区别。这区别不仅来自经济状况、家庭和谐与否、人们的寿命和机遇,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日子的态度和干劲。当然,由于各种偶然因素,往往不是某个人因为认真过日子了,就真能过上好日子。在我遇到的众多自杀者中,完全混日子的人为数很少;绝大多数是认认真真过日子,但是又无法过上好日子的人。像宿莽、望舒、椒兰这样的人,并不是闲散浪荡、不过日子,但因为日子总也不能称心如意,最后只好并不心甘地满足于混日子的浑浑噩噩之中。

作为一种存在状态,“过日子”之所以常常是艰难的,并不仅仅在于人与外在命运的斗争。意外的事故、疾病、遭遇固然可能根本改变一家人的生活;但对于自杀来说,命运的不可测度不止在此。我们上面提到的三个老人,其根本问题都在于“修下了不孝儿孙”。儿女的脾气、配偶的秉性、公婆的好恶,都有着很大的随机性,但这些人一旦成为自己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其生命就会与自己的绑在一起,影响到自己过日子的质量。

家庭固然是自己生命的一种延伸,但这并不是一种机械的延伸,而毕竟会牵涉到秉性各异的独立的人。因此,哪怕是再有权威的家长,也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像控制自己的身体或运用机器一样管理家庭和生活。“过日子”一词与bare life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它既是一种存在状态,又是一种政治状态。人从一生到家庭里面,就处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而只要是政治,就会受到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就要处理微妙的人际关系。过日子,永远是人们的个体努力与外在命运的博弈过程;而且,这种博弈的结果又会不断变成新的命运,影响到以后的生活。我们上面提及的三位老人好像都颇为委屈,好像不孝儿子是命运的不公待遇;但我们焉知他们自己的言传身教不是这种命运的原因呢?当然,我们也不会因此就把不幸的原因完全归结到他们身上。像坠露那样(1.1)的不幸,就主要是因为遇到了一个不过日子的丈夫,而并不是她自己造成的。

对大多数家庭而言,过日子就是在幸与不幸之间摇摆的“混日子”,充满了各种喜悦和欢乐,也总有一本难念的经。真正能把日子过得很好,没有一点不顺心的家庭,我还没有遇见过一个。说所有人都是在混日子,并不仅仅因为过日子是艰难的,而且在于,过日子永远是一个“过”的过程。这就意味着,人们一般不会因为日子中有困难就不再过了;即使困难能够解决,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地换来好日子。命运是在一天一天的转换中慢慢展开,生命的意义也在这逐渐的展开中渐渐显露出来。无论一生混得多么艰难,最终若能顺利完成了一生中的每个任务,父母送了终,儿子成家立业有出息,一家人虽然难免琐碎纠纷,还能和睦地过下去,日子就算过得不错了。



许烺光先生的《祖荫下》(台北:南天书局,2001)同样非常重视家庭对中国人人格的塑造,对笔者这一概念影响颇深。不过,与许先生最大的不同是,笔者并不认为这只是中国人性格的一个特点,而且是从中国文化处罚对人性的一种普遍性的理解,因而在很多具体问题的诠释上就和许先生不大相同。

引自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李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22

滋贺秀三前揭书,96-97

同上,104-110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4-3